朱大鸣：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正在走向死角

在似火实则冰冷的经济面前，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出现尴尬。“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我们不知道将经济推到哪里去？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日前报告中说，2011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着重把握五个方面：一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二是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三是调整完善税收政策，促进企业发展和引导居民消费。四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

就在谢旭人强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时候，中国货币政策却在紧缩之路上走得更远，连续的加息和上调准备金，已经让经济麻木不已，但是，当资金成本不断上涨，当制造业的成本不断上升，到政府收入不断扩大，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畸形的信贷政策，已经让民营企业举步维艰，哗变成了游资。没有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合理的信贷制度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走向歧途，政府债务扩大，居民缴税越重，资源错配越离谱。

第一，扩大消费需求，如果不改革中国重税和重费主义政策，商品里面含的间接税越多，商品价格越多，如何扩大有效“需求”，难道靠贬值迫使居民必须消费，不消费就要贬值来做吗？显然，要提高百姓的有效内需，首先要减税费，降低商品的过多的内耗成本。全球政府都在精简，节约行政管理成本，我们的政府也要减肥，否则，八万亿的税收，还不够用，实在匪夷所思。而且，中国制造在其他国家价格比中国还低，这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原因在于，我们国内不合理的税费太多了，要想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必须要做得是削减商品的资本成本和税费成本，加息正是增加商品的资本成本，加税是在增加商品的税费成本，这些都该砍掉一大半。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如果没有合理的信贷体制作为保障，是一句空话。虽然我们大搞紧缩货币政策，但是，我们的信贷政策可不是紧缩，银行都有放贷的冲动，不过，现在民营企业贷款越来难，却成为一个核心的事实，信贷资本大部分变成身份和关系的炒作资金，所得充当利润，整天吹嘘自己为国家盈利了多少，为经济做出多大贡献，你若问他们要利润，他反倒向你补贴。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是居民就业的主力渠道，也是经济迅速腾飞的主力军。垄断让民营企业失去了市场机会、信贷畸形让民营企业失去了融资主通道，资本市场没有多少民企的事情，让他们失去了融资新平台，最具有活力的民间资本，主要集中在过剩经济领域里，何以优化产业结构，就算想优化产业结构，在中国做点实事有多难？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在面对过剩经济出现时候，我们却以金融紧缩政策配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实在是匪夷所思。

第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意味着扩大政府支出，但是，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改革后，都依靠土地财政，一旦房市萎靡不振，何以扩大财政政策？现在最危险的不是房市泡沫，而是地方债务危机，如果大量的政府支出增加，如何去填补越来越大的窟窿。就算是单向投资，也不容乐观，来自中投顾问的数据显示，2007~2009年间，高铁的负债率分别是42.43%、46.81%、53.06%，逐年升高。《2010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报告》还显示，铁路建设资金来源中，债务融资的比例已经由2005年的48.83%上升为2009年的超过70%。快速增长的债务融资规模，使得铁道部的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预计2012年有可能超过70%。利息越来越高，资本的成本越来越高，票价和收费越拉越高，这是必然的。

如果地方债都拿土地财政来弥补亏空，一旦地价像2008年那样，整个地方政府都面临巨大的风险。靠印钞机是不行的，这要导致物价暴涨和资产价格更快飙升。因此，我们建议，继续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减轻资本投资成本，减轻企业融资成本，但是，要监管好信贷政策，优化信贷政策，偏向真正的发动机——民营企业，他们涉及到中国制造的真正内涵，至于那些掌握资源和信息的国企，应当降价以减轻对民企成本的压力，比如降低油价、运输、通信等成本。

2000多年前，左转中子产有言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100多年前，林则徐发出“苟利国家生死许，岂以祸福避趋之”的感慨。正值中国制造面临过剩危机之时，岂能选择了错误的政策，误伤我们无辜的千千万万制造企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