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的生命力

武林动态 2011-09-29

今年北京青戏节的经典单元是布莱希特。他的理论一度流行,他的手段已被滥用。如今很难找到一部舞台作品,保持着布莱希特以前的纯洁。没有布莱希特就没有今天的戏剧,但似乎他又从未得到我们诚心的认可。这次青戏节,我看了北京传媒大学师生制作的《马哈哥尼城的兴衰》和香港爱丽丝剧院的《第三帝国的苦难与恐惧》,从中可以辨析布莱希特主张的含义。

陌生化,修辞的舞台

布莱希特的陌生化,主要是相对于情境而言,要在情境中制造对立感。对观众而言,陌生与熟悉就是一根皮筋的两端。如今的实践中,熟悉感似乎更重要。以《马哈哥尼城的兴衰》中的细节为例。主人公保尔的一个兄弟是撑死的,在他说那段描述美食的台词以表现饕餮时,相配的是肥牛店里那种被划出部位的牛的挂图。这相对于情境是意外的,相对我们,却唤起了熟悉感,在这狭促的对立中感到有趣。若无这层似曾相识,此道具还有何价值?再如“上帝来到马哈哥尼”那一处,剧中唯一使用戏曲的地方,上帝是个京剧扮相的老生,登台献媚,被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这让我们想到中国的神和神在中国的命运。《第三帝国的苦难与恐惧》开场人们穿的都是民国衣服,给人以在中国发生的错觉,由此我想到香港人在现今排演此剧的意义。布莱希特史诗化的人物:保尔、大胆妈妈、沈黛、伽利略,无不使我们感到认识这样的人。在这个意图上布莱希特和易卜生没有截然分别。史诗化则先使我们不认识这个人,而后又发现认识他。

陌生化的原理就是比喻的原理,陌生的底线是不能不认得。陌生化带来的好处,就像一篇演讲稿,因没什么故事,就用各种譬喻让道理变得生动风趣。因而陌生化的舞台,就是充满修辞的舞台。把一出布莱希特式戏剧排得好看的关键,我以为一个是比喻的巧妙,一个是舞台上的修辞自成体系,有统一的风格,修辞的反复和衍生形成节奏。这也是我认为这两个戏比较好看的原因。

辩证法的戏剧

布莱希特的戏剧真是反情节的吗?我看到《马哈哥尼城的兴衰》这部布莱希特用以提出戏剧主张的早期作品,实际上没有摆脱传统戏剧样式的核心。它讲的是伐木工人保尔受诱惑来到马哈哥尼城,以为金钱能买幸福,而导致毁灭的故事。主人公在临死前说出一个发现:在决定用金钱买幸福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毁灭。这多像加缪《戒严》这样的戏剧,史诗之貌,逻辑之心。

而到三十年代的《第三帝国的苦难与恐惧》,则凸显情境内部强烈的情节性。这部戏剧由四十几个片段构成,之间无情节关联。不像一般史诗剧截取一个过程中的几个切面,它截取了一个空间中的许多切面。有的很简短,只含一个对比性内容。有一定长度的则像小品,是富于情节性的。它们甚至必须具有这种特质,迅速使观众进入情境,因而用了戏中戏、模拟、悬念、误会等各种加剧戏剧性的技巧。我们被吸引其中是否违背了布莱希特的初衷?香港剧团将每一场前的题诗,改编成略带犹太调子的港语歌,用民国报纸的印刷风格打出字幕。其意味是:人要带着思考进入。如不进入,不动感情,不想到自己,又怎能思考得深?

这样的戏剧试图完成一个巨大的论题,在有限时间的舞台上,并置关于这个论题尽可能全面的分类讨论。通常情节剧只呈现一个推理过程,其主导是形式逻辑。而布莱希特希望写出辩证法的戏剧。他做史诗剧就是要从全景看,并置多个结论,因而简化每个推理的呈现。叙事就是对情节的简化。陌生化在《马哈哥尼城的兴衰》、《三分钱歌剧》这些他的早期戏剧中,一个重要作用其实就是做了简化的掩护。

布莱希特与上帝

在“上帝来到马哈哥尼”的段落,布莱希特批判了没有道德、没有上帝的社会景象,但同时也取笑了上帝。整出戏剧给人以这样的观感:一座无可救药的所多玛城。也许在这部戏中,他最接近荒诞派的绝望。

在《伽利略传》中,布莱希特让伽利略以自己之口说出:在能够坚持真理的时候,他向当局妥协,放弃面向公众的责任,而实际上当初他并没有危险。布莱希特的意思是:伽利略本可以不这样做。他面向观众的意思则是:你们看到了,再遇到同样的情况,就知道怎样做了。他写史诗剧的目的似乎就是,以史诗剧作为增进历史观的训练,在一次次观剧中,让人们能学会历史地看问题,也就学会在现实中解决问题。看来布莱希特是卖后悔药的,然而悲剧却不卖后悔药。在悲剧看来,无论你怎样知道事后结果,事先都无法避免。一个人身在现场,理智再清楚,又怎能克制自己不犯错?

在艺术中,诗意受制于局限性的辩证法则。如清除局限性,代之以某种绝对的思想,诗意就隐退了。索福克勒斯让人知道理性的局限性,心怀敬畏,是富于诗意的。而布莱希特,以陌生化显明这只是实验,其条件是简陋的,就在客观上使他的“教育”不一定具有现实可行性,而为他留下余地,也保存了一些诗意。

好的悲剧,不在于表现人的毁灭,而在于表现人的行动。毁灭是在人力不可抗拒的情况下发生,是天造的悲剧。而有些通俗剧为制造悲情结局,故意降低人的智力,让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情形作为关键,这就辱没了人的行动,是人造的悲剧。如此,提供的是伪诗意,倒不如布莱希特的非悲剧。

看《第三帝国的苦难与恐惧》时,每个片段我都看到,在环境的道德错乱中,人陷于错乱而不自知,他们的道德从不是源于自觉,生长于他们自己。布莱希特所急于批判的,是这种个人的蒙昧,他戏剧的目的是启蒙。布莱希特有他自己的上帝。并非理性是一种道德,而对理性的坚持则是他的道德,认识就是他戏剧的价值。张杭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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