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华武术的期待

徐元民：我对中国武术的期

?我先后读了王岗老师《中国武术：一种浓郁的“诗意”文化》、《对如何阐释中国武术的思考》二文。我感触很深，他对“中国武术”逐渐没落而感伤，但他不气馁，也没绝望。我也很欣慰，他是少数仍然拥护与执着、不离不弃、坚守岗位的“中国武术”实践者。我替他骄傲，他是少数坚持弘扬“中国武术文化”，企图从学术研究出发，力挽颓势的学者。在他的学术生涯里，持续对“武术文化”和“文化武术”的挖掘、阐释和探究。他已经将“中国武术”提炼到一种浓郁的“诗意”文化之境。然而令他忧心的事情：“中国武术”经常与“体育”、“体育运动”纠结一起，误导了人们普遍认为“武术是体育的一部分”， 甚至规划和制定了“武术入奥”的宏伟目标。谈及武术，言必金牌、战胜和KO的单一评价。因此，王岗老师想透过阐释学的方法，一窥“中国武术”的奥秘，这与我颇为契合。阐释学（Ｈermeneutics）另有诠释学、解释学、释义学等多种译名。古希腊时期，祭司有解释神谕（Oracle）之权，被视为诠释学的渊源，中古时期在基督教的传统之下，为了解释圣经，乃兴起“解经学”，到了十八世纪，由士莱马赫（F. Schleiermacher）建立了近代诠释学。有学者也努力构建中国现代阐释学。现代的诠释学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学，它已发展成一种“哲学”或“批判”了。我曾为“武术”下过基本的定义，就是“人与人之间攻防搏斗的技术”。世界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攻防搏斗技术”，为了区隔标记，我习惯冠上“中国”二字，“中国武术”一词方能彰显我国武术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特性。我更喜欢以“中国传统武术”一词与现代的“竞技武术”做区隔。我也曾为“中国传统武术”做过结构分析：1. 表层结构（外显层）：透过肢体、器械施展的各种拳架、套路、发劲、对练、实战等具体行为。2. 中层结构（制度层）：透过政府或民间组织、官吏或师傅对推展武术活动所建立或形成的武学、武举、门派、武馆、武校、武团、武行及其衍生的行政管理制度。3. 深层结构（思想层）：蕴藏在武术活动的内在行为，如武德、武道、武勇、武魂、武术文化等思想。目前已经纳入奥运正式比赛的“武术”类型，有拳击、角力、柔道、跆拳道和空手道，国际上知名的，有相扑、泰拳、摔角、散打、综合格斗、蒙古摔跤、俄罗斯桑搏等。在我们还没深入研究各个“武术”类型之前，不能先入为主的，就认定他们的本质为技击，含着残酷与暴力，只为冠军、金钱和利益，而缺乏深层结构的内涵。我认为，如果某种“武术”已经具有悠久传承之历史，应当就具有其“武术文化”，但各种“武术”之间，不一定具有相同的“武术文化”。即便是“中国传统武术”的长拳、南拳、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等拳种，各自也会有与众不同的“武术文化”。“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内涵为何？自古至今，已经有许多不同角度的阐释。我认为，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不同的阐释，没有对错之分，也没有优劣之别，只要“中国传统武术”的“实践者”认同即可。谁是“中国传统武术”的“实践者”，当然是曾经认真学习某种“拳术”者。在我的观念里，我不期待“中国传统武术”走上“竞技化”舞台。进入奥运殿堂必须是经过特殊设计的“竞技武术”。日本的柔道和韩国的跆拳道，相继纳入奥运之后，逐渐失去了原有“柔术”、“唐手”之原味，过度强调“得分”、“胜利”、“奖牌”。这是他们国内专家学者的善意批评。我期待“中国传统武术”维持在“庶民生活圈”即可，如果一个小区只要有一小撮人喜欢它，养成规律的习惯，其健康的效果必有感知，精神状态自然浮现。全国累计就有百万、千万之“中国传统武术”运动人口，已经达到推展“大众体育”的目标，也符合《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弘扬“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之要求了。研究“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我认为回到“实践者”本身最实际，透过“实践者”的亲身经验，便能找到从事“中国传统武术”有何益处？何谓“天人合一”？何谓“精气神”？何谓“阴阳拳理”？ 何谓“武道”？ 何谓“武德”？“学者”只要亲赴“田野现场”研究，多观察这些从事“中国传统武术”之“庶民”，亲自和他们深度访谈，再用“阐释学”阐释出“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之内涵。面对“中国传统武术”， 在不违背法令、善良风俗的前提下，需有一颗有容乃大的胸襟，接受全中国各民族、各门派、各地方所保有的传统特色武术。“中国传统武术”的门派不必整合，技术动作不必统一，各自发展自己的特色。也不必制定规则举办比赛，展现出与“奥运竞赛模式”不同的风格，无需第一名，没有奖金，没有药检。如果需要“以武会友”的话，小区和小区之间就可交流，租一部大巴到外省市三天二夜，与其他小区交流、顺道旅游。如果县市、省市或中央可能的话，可以举办诸如此类的武术活动。例如巴西狂欢节模式（carnival，嘉年华），美国玫瑰花车游行模式（Roses Parade），近年兴起的福建省泉州石狮市的“海峡两岸狮阵武术大汇演”模式，不但达到参加者相互观摩之机会，还可吸引诸多的观光旅客。徐元民：1953年生，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台湾体育大学退休教授。学术专长：体育史、体育学原理、体育人类学。学术作品：期刊论文57篇(含外国期刊3篇，SSCI 1篇) ，研讨会论文88篇(含国际研讨会15 篇) ，专案计划14案，专书出版11册，专书论文49篇，评述103篇，译文5篇，硕导论文30篇，博导论文6篇。代表著作：《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体育思想之传播》（1999）、《体育学导论》（2003）、《体育史》（2005）。学术职务：亚洲体育人类学会副主席、台湾身体文化学会副理事长、两岸体育研究学会副理事长、台湾体育运动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