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之“武”是什么？“尚武”是什么？

本文作者/唐才良先生

一、武术是什么？

武术之“武”是什么？“尚武”又是什么？如果不把“武”搞清楚，又怎么去谈“尚武精神”？

在许多习武者心中“武”就是打，“武术”就是“打人的技术”。尤其是去年徐雷约架后，网上几乎一边倒的认为：武术就是“打”，就是一门“一击必杀”的技术，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说：“武术就是杀人术”，好像我们的尚武精神就是要提倡能打能杀的精神，武术仿佛又回到了饮血茹毛的时代。有位职业武术工作者说：“我只关心技术，想法把功夫练出来，其他什么我都不感兴趣”。如果只关心“术”，而不关心“武”，那是典型的“唯技击论”者。至于为什么要武？怎样去武？如果都不想去知道，又怎样能懂得尚武精神呢？

把武术单纯当作是打、格斗或技击，那与动物并无二样。笔者曾看到过两只袋鼠格斗的视频，袋鼠的一招一式居然打得有模有样，拳打脚踢很有章法，其观赏性远比吴公仪pk陈克夫好看多了；还有一段两猩猩“MMA”的视频，牠俩厮打的时候却不比人野蛮。所以说武就是打斗，那么这些动物够武术的了。

人类从原始野蛮逐渐开化进入文明，武术同样在文明中进化，开化的过程就是文化的过程。武术的打斗必然受文明的影响，文明决定了武术为什么要打斗和怎么去打斗。“为什么”是哲学思考，武术有了为什么，就从单纯的、原始本能的打斗技击，上升为文化，成为一门学问。因此，在人类社会中，武术实际上是武学，并不是一门单纯的技术。比如古人认为：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者，只是匹夫之勇，说明“武”还应包含着武德与人的精神内涵。我们现在武术界的种种毛病，都是在术的层面上纠缠，而没有看到武的文化与精神，正在深深影响着武术。

二、传统的尚武精神

关于中国民族之武，梁启超说：新史氏曰“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司马迁，良史也，其论列五方民俗，曰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中山地薄人众，民俗懁急，丈夫相聚游戏慷慨悲歌；…… 由此观之，环大河南北所谓我族之根据地，安所往而非右武之天性所磅礴乎？夫形成社会之性质，个人也，而铸造个人之性质者，又社会也，故人性恒缘夫社会周遭之种种普通现象特别现象而随以转移。”

“我民族所以以武闻于天下也。抑推原所自始，则由外族间接以磨砺而造成之者，功最多焉。……其始皆缘与他族杂处，日相压迫，相侵略，非刻刻振厉，无以图存，自不得不取军国主义，以尚武为精神。其始不过自保之谋，其后乃养成进取之力，诸霸国之起原，皆赖是也。” 这说明武术之武，以及尚武之风是随社会的种种因素形成或转移的。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民族的尚武精神，梁先生列举的大致有十八端，“一曰，常以国家名誉为重，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一曰，国际交涉，有损于国家权利者，以死生争之，不畏强御；一曰，苟杀其身而有益于国家者，必趋死无吝无畏；一曰，已身之名誉，成为他人所侵损轻蔑，则刻刻不能忍，然不肯为短见之裁，不肯文怀忿之报复，务死于国事，以恢复武士之誉；一曰，对于所尊长，常忠实服从，虽然，苟有举动有损于国家大计或名誉者，虽出自尊长，亦长抗责之不肯假借，事定之后，亦不肯自宽其犯上之罪，而常以身殉之；一曰，有罪不逃刑；一曰，居是职也，必忠其职，常牺牲其身乃至先生其一切所爱以殉职；一曰，受人之恩者，以死报之；一曰，朋友有急难以相托者，常牺牲其身命及一切利益以救之；一曰，他人之急难，虽或与于我，无求于我，然认为大义所在，大局所关者，则亦锐身自任之，而事成不居其功；一曰，与人共事，而一死可以保密，助其事之成立者，必趋死无吝无畏；一曰，死不累他人；一曰，死以成人之名；一曰，战败，宁死不为俘；一曰，其所尊亲者死，则与俱死；一曰，其所遇之地位，若进退维谷，不能两全者，则择其尤合于义者为之，然事过之后必以身殉，以明其不得已；一曰，其初志在必死以图一事在者，至事过境迁以后，无论其事成或不成，而必无负其志；一曰，一举一动，务使可以为万世法则，毋令后人误学我以滋流弊”。 梁先生说：“其余诸美德，尚不可悉数。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而当时社会上普通之习性也。”他强调突出了以国家名誉为重，舍身为国，重道德集体而轻个人小我的内涵，这样的武才是“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

以上是梁启超先生总结的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尚武精神，也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部分。可惜这些传统文化，我们知道多少？又继承了多少？

三、梁启超论尚武精神

当然，我们有过传统的尚武精神，后来却淡薄了，因为武的概念随时代社会的变迁而转移。“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天性也，此第二天性，谁造之，曰时势造之，地势造之，人力造之。”梁启超认为：“呜呼，我民族武德之斵丧，则自统一专制政体之行始矣。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惟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故曰，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此必至之符也，作俑者为秦始皇。”“至是，而尚武精神，澌灭以尽矣。太史公伤之曰：自是之后，问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以三千年前最武之民族，而奄奄极于今日”，“黄帝以来遗传之武德，既已消磨，而我族之对外，始不竞矣”。

梁先生所处的时代，1840年，爆发了英国的对华侵略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署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之后，再签署了《虎门条约》。列强也要挟清政府签订签订了《望厦条约》《黄浦条约》，葡萄牙乘机夺走了澳门，沙俄则加紧对我国东北与西北边疆的侵略扩张活动。1856年，列强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又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1885年，签订了《中法条约》。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面临着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严峻危机。当此内忧外患加剧，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不仅看到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主要弊端，对于传统的封建制度，也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于是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希望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的制度。维新变法失败后，北方又暴发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1901年9月7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十一个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从梁启超记事起，他耳闻目睹的，是政府孱弱如病夫，与外国签署一个接一个耻辱的卖国条约：国家主权一步步丧失；领土被蚕食鲸吞；洋人在中国耀武扬威。对于中华民族的屈辱与苦难，他感同身受，有着切肤之痛。他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所以强者不在兵”，洋务运动的“不师其所以强，而欲师其所强，是由欲前而却行也”（《变法通议》）。

梁启超深感一国之民“改造民族精神的重要”,主张用武德改造民族精神以挽救民族国家命运，这也是民国社会精英们一致的呼声。如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序里所说：“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梁启超用事实反驳说“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他认为，中华民族从黄帝以来，就以武德相传，三千年间，莫武于我族，是以能够成为大陆之主人。三代以往不论，从有正史记载以来，四五百年间，禀有武德，卓荦其大，有价值之人，总结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武德，宣扬“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的人物事迹，用来服务其新一国之民、改造整个民族精神的宏旨，也有了更强的仿效学习价值。他强调突出了他们以国家名誉为重，舍身为国，重道德集体而轻个人小我的内涵。“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而当时社会上普通之习性也。” 梁启超清醒地看到了正在蒙受异族欺侮的中华民族，国远衰微的内在症结——民族精神的孱弱。如何振奋国民精神，奋起御侮，拯救我华夏于水火之中，梁氏苦苦寻觅，终于找到了以为可行的道：尚武之道。

梁启超的总结的尚武精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时过境迁，他所倡导的武德，自然会有它时代的局限性。然而，其中如爱国家、重道义、重名誉、重友情、讲诚信，这些思想，就是放置今天，也仍然为不贰的真理。至于梁启超所张扬的刚健勇武人格，在我们呼唤重铸民族精神的当下，其现实意义更自不待言。

四、民国精英提倡尚武精神

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大变局中，清政府在“自强”、“求富”的名义下编练新式海陆军，建立军事学堂，使近代体育的某些内容传入中国。1862年，湘军水师中，改习洋枪、洋炮，传统的骑射、弓、刀等武艺虽未完全放弃，但已开始失去其原有的重要地位。1903年，清政府下令全面淘汰绿营，推行新式陆军制度。根据《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无论大、中、小学的体操课均“宜以兵式体操为主”。在1906年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明确公布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所谓“尚武”就是“凡中小学堂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并体操一科，使“幼稚者以游戏、体育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 清末的尚武要求就是军国民主义，具体即“发育其身体”、“严整其纪律”，自强自立。

鉴于国势的危急，战祸的激烈，各界人士认识到萎靡的精神，荏弱的身体，是不能抵御强敌的。于是，提倡体育实施体育之声日高，国民体育之风蒸蒸日上。而以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也备受关注，一时间全国上下形成了习武以救国的观点。上层人士也纷纷投身于“国术”的宣扬，给中国武术带来了复兴的机会。但是武术不能再强调提高个人搏击技术，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洋枪火炮，而是要借体育与中国武术去强健国民体魄，改造四万万国民羸弱的体质和孱弱的意志，“强健活泼之体格”，“身强种强，种强而国强”。民国人士进而提出“强种强国”口号，使尚武精神精神更具历史使命感。中国武术也被提高到“国术”的高度，提倡尚武精神，又把武术称为“国魂”。

1919年，精武体育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孙中山先生亲自题赠匾额，书写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尚武精神就是民族的精神象征。同年4月，民国教育部提出教育宗旨是；“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

1929年，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不死，面对中日必有一战的形势，为强化国民的尚武意识，南京国民政府通令颁行严密的训育制度，规定“在高中以上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在初中和小学进行童子军训练”。这一时期，武术的社会地位有很大提高，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全国各地也相继建立国术馆。武术的技击得到了相对的重视，但对大众而言，武术的任务仍然是强健国民体魄，即提高国民的体质、意志和爱国精神，真正的战斗力仍是人的因素。

田镇峰《太极拳讲义》序说，总理有云：“欲恢复我民族之地位，须先恢复我民族固有之‘精神’、‘道德’与‘智能’”。孙中山感慨“革命无武力不足成，而武力又赖于国民有强健体魄。”

民国山东国术馆的《太极拳讲义》序：“吾国拳术，由来尚矣！……汉唐而后，多重文艺而轻武术，致斯道之流传，入于释道内外家之徒。习之者非江湖鬻技，即绿林盗寇。间有一二士夫，精斯艺者，又常挟秘诀以自重，不肯轻易传人。斯术之消沉，几如广陵散，而民气日衰，民体日弱，说者谓：汉世家法，不克靖黄巾之乱；宋世性理，无以御蒙古之侵。驯至今日，东亚病夫之名，为世业诟。噫！其言岂过当哉！”我们国术馆既担负着强种救国的使命，怀着全民众均国术化的希冀，提倡尚武精神。

《中国武士道》蒋序：“要之，所重乎武侠者，为大侠毋为小侠，为公侠毋为私侠。”“急国家之难，大抵其道在重于赴公义，而关系一身一家私恩私怨之报复者盖鲜焉。此真侠之至大，纯而无私，公而不偏，而可为千古任侠者之模范焉”。 杨度在序中说：“夫武士道之所以可贵者，贵其能轻死尚侠，以谋国家社会之福利也。”“故人类与禽兽之界，不以体魄之构造分之，而以精神作用分之可，一言以判焉，曰：精神战胜体魄者为人类，体魄战胜精神者为禽兽而已矣。”“夫今日之世界，为古人之精神所创造，将来之世界，又必为今人之精神所创造者，此人类进化之道，纯特持此以为之元素者也。仁者之精神，恒以普济众生为其毕生之义务，其身虽死，而其精神已宏被于当世与后来之社会”。仁者精神就是主义与信仰也。

教育家张一吝认为，“若以今全国男子二万万例之，则吾国当有胜兵之男子千万矣。日俄之战，论者以日之胜俄，归功于柔道。柔道者，即吾技击相传之一。故吾不欲自卫则已，苟欲自卫，则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中，尤以体育为最要。民国成立，识时之士，渐知拳术之为国魂”。

王新午《太极拳阐宗》李序：“旷观古今扶危济困、雪耻复仇、惊天地泣鬼神之伟大事业，每出于豪杰之一流。诚以艺高则肚壮，身健则气充，一遇不平，则侠肝义胆、忠勇之念，不觉油然而生，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值此国难严重、人心浇薄之时，正宜扶持正气，挽救颓风，砥砺献身殉国之精神，养成成仁取义之信念，则其收效之宏，当不只健种强身已也。”

民国人士主张用武德改造民族精神以挽救民族国家命运，虽然随时代变迁而有转移，民国人所提倡尚武精神，就是放置今天，仍然为不贰的真理。

武是什么，从热兵器的大规模使用，尤其在义和团事变以后，社会有识之士、知识精英，他们对武术的要求不再是单纯的打斗，匹夫之勇，而是转向“内强其身，外防侮辱”，尤其是强健国民的体魄，恢复民族的尚武精神，是武的首要功能。武否定个人的争强斗勇，梁启超指出：秦人并非匹夫之勇敢，“秦人勇于公仇而怯于私斗”，所以尚武并不是崇尚武力，而是崇尚民族的气节，提倡为国家为人民事业的忠与勇。真正的“尚武”精神，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理性潜层的无私无畏、大智大勇。

五、太极拳与尚武精神

去年徐晓冬脏口大骂中国传统武术，在中国武术界刮了一阵阴风；还有个陈国锁（自号清玄散人）2013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太极拳沿革考》，更是把太极拳诬蔑为：“旁门斜道”“缺陷性遗传的变态属性”“迂腐与愚昧”“毫无武术意义的太极拳”“本应该进入垃圾堆里的东西”“愚弄了诸多的无知痴迷者”“这种把无知当精华，把错误当国粹、把垃圾当精品的趋势形式，不仅是武术界与传统中国武术文化上的耻辱，更是传统中国五千年文明上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实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悲哀，实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悲哀，也更是传统武术的悲哀。”“这种愚昧无知的耻辱，却在极力吹捧的包装下，被美化的无与伦比，风行于世界各地。”有人对此评论说：“没文化的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陈国锁肆无忌惮诋毁了中国武术、诬蔑太极拳，是在挑战中国民族的尚武精神，真是无耻与可恶！

太极拳是不是国粹，是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不是把垃圾当作精品愚弄民众？是不是“武术界与传统中国武术文化上的耻辱，更是传统中国五千年文明上的耻辱？”这种无知愚蠢的问题不值得笔者来批驳，我们可以先看看那些有识之士、社会精英是怎么推崇太极拳的。

首先看杨澄甫先生是怎样认识太极拳的：“以为是一人敌，项籍所不屑学者，余他日当学万人敌”，“吾之习此而教人者，非以敌人，乃以衛身，非以用世，乃以救国”，“然则救国之道，自当以救弱为急务，舍此不图，抑末矣。余自幼即以救弱为己任。”杨公认为太极拳非以敌人，更不是个人打打杀杀称英豪，而是以救弱为己任，使国民强健体魄，乃以救国。杨公澄甫高山仰止，陈国锁之流则卑鄙渺小。

宋史元著《太极蕴真》，杨森序：“言次每以国民积弱受异族侵凌为耻，抱发扬国术振我民族尚武精神之志，……要皆以锻炼体魄制敌御侮为主旨，然欲求其固精神培元气，则首推武当之太极拳一术，以其柔内蓄刚不伤元气。我民族尚武精神实利赖之”。

姜春霆序：“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苟能时加修养，自强不息，则身强种强，种强而国强矣，一洗东亚病夫之诮，凡今之人其谁敢侮予。故欲强健民族，首须提倡拳术；而拳术中养气之最善者，莫如太极，其动作纯任自然，进退虚实，刚柔分明，善能调养中和之气。

信祥生序：“国家之兴衰系于国民体格之强弱，体格之强弱由于各个民族之锻炼不锻炼耳。如日加操练，精心图强，则国家一变而成富强，否则任意摧残，日趋昏弱，而国家可能一转而成贫弱，故国民体格之强弱与国家之前途实有莫大之关系。……新国民即负有建国之任务，须有强健振拔之体魄，故曰：‘健全之事业，寓于健全之体格’，即云身体为事业之根本。欲求根深蒂固，必须注意强身之术。其术惟何？即我国操演简便收效最多之固有国粹太极拳术。”

王新午《太极拳阐宗》樊序：“太极拳法，乃身心兼修之武术，为国术之最上乘。国人苟能循此潜修，自强不息，以养成强健之身心，洗东亚病夫之诮。夫然后以之持身，则仁而明；以之为国，则忠而勇；以之生产建设，则文明而进步，方将举先圣仁民爱物之大道，发扬于于世界，岂仅以摧彼强敌已耶。”

蔡元培为太极拳题词：“可以御侮，可以卫生，以此百利而无一害之国粹，为四百兆同胞之典型”。“傅增湘题“知柔知刚，万夫之望”。以及许多名人题：“国术精神”，“自强不息”，“民众精神“等等。还有不少国家级领导题词：“锻炼身心”“太极拳好！”等。

囿于篇幅不多抄录了，从摘录的这几段文字中，足可以看出：发扬国术振我民族尚武精神之志，要皆以锻炼体魄制敌御侮为主旨，则首推武当之太极拳一术，我民族尚武精神实利赖之；自强不息，则身强种强，种强而国强，欲强健民族，首须提倡拳术；而拳术中养气之最善者，莫如太极；“负有建国之任务，须有强健振拔之体魄，健全之事业，寓于健全之体格”，“以之为国，则忠而勇；以之生产建设，则文明而进步”，因此，太极拳不仅是强健体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拳术，又是将举先圣仁民爱物之大道，发扬于于世界的民族精神。一百多年来，太极拳好！是强健我们民族尚武精神的寄托，也是造福于人类的希望。

唐才良先生拳架

六、结束语

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变局，促使“武”的理念又一次转移，尚武精神正在被唤醒，因此，武术的“术”，从古人的搏杀的技术，随着“武”的理念逐渐向强种强国的宗旨转移，一些原本以搏杀为宗旨的技术和拳种，逐渐被淘汰，而有一些传统的技击技术，作为文化也在适应时代，服务于“内强其身，外防侮辱”的社会需要。而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为了社会稳定，因噎废食地把武术的“术”废弃了，把“武”的理念阉割，文化没了，“强健体魄”就变为单纯的“养生、表演”，使武术沦为体操、舞蹈。但是现在有些人矫枉过正地叫嚷恢复武术的搏杀功能，将争强斗勇作为新时代的尚武精神，这使人很迷惑。

武术之“武”的理念与“术”的技术，是随时代变化而转移的。爱因斯坦说：“我不知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用的武器是石头。”如果真的到了用石头、棍棒作武器的时候，武术的武与术必然又会发生变化，武术又会回到远古时代。但我们不要忘了武术的历史，它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只有了解武术的昨天，才能理解武术的今天，预知武术的明天。今天，虽然国人的健康指数仍不容乐观，还没有真正达到“强种”，但国强了，钱多了，武术的武是否又要转移？尚武精神是否需要重新评估？武术是否会服务于商业与娱乐？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大的历史视角中去思考。

总之，新时代的武术，从总体上讲，它不再追求搏杀的技巧与功夫，而是使国民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民族精神的寄托。尚武精神，以国家名誉为重，舍身为国，重道德集体而轻个人小我的精神；以及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的道德价值观；颂扬爱国、重道义、重朋友、讲诚信的信仰，自强不息的进取之力，是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放置今天，仍然为不贰的真理，永远值得我们去继承与发扬光大。

所以，武术的武、与尚武精神的文化是我们必须继承发扬的，而武术的技术，其搏杀的技巧必然受文化影响、接受时代的选择，该留的留，本该淘汰的谁也阻挡不了。

作者简介

唐才良，1944年生于上海浦东，大专文化。曾从事金融理论研究、银行业务管理以及教育培训等工作。

1956年，学八段锦，及初级拳技。1962年，由家父指导学太极拳。1975-1976年间，两次参加县体委举办的太极拳培训。1981年，向傅钟文老师学传统85式太极拳。 2011年，经著名太极拳活动家翟金录引荐，拜杨澄甫之子杨振国为师，专心研究杨氏太极拳。

现受聘为北京科技出版社《武谈》上海研修中心顾问；上海闵行区武协顾问。

本人热爱太极拳，求真务实，常对太极拳史发表评论，在《中华武术》《武魂》《搏击》《武当》等报刊杂志发表了一百多篇太极拳论文。其中一些文章得到杂志主编的好评，并设专栏介绍，被编辑称作为“武术文化研究者”。出版《顾留馨日记——太极拳史解密二编》上下册；《许禹生武学辑注》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