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官方在台湾岛内对妈祖信仰的推动

妈祖信仰始子有宋一代的东南一隅，历经中国历史诸王朝的兴衰更替而声名日隆，远播海内外。期间妈祖的原型——林默也完成了一位普通女子由民间信仰至官方祭祀、由人至神的演变，成为万人崇奉的诸神之一。清代复台以后，妈祖信仰在台湾的传播和影响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与日俱增，成为台岛窍。最有权威、最具代表性、民众信仰最广泛的神只。」在清代中国，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官方的推动，是难以想象的。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官方推动的原　因何在？如何推动？结果又是怎样？本文拟根据相关资料对此做一个粗浅的分析。众所周知，妈祖信仰源于民间，初期仅在闽、粤一带流传，是专司海上安全的女神。经过来、元、明、清诸代王朝的二十余次褒封，而成为中国官方、民间共同祭祀的诸神之一。自宋宣和五年赐「顺济庙额」始，标志妈祖信仰开始得到官方认可，至明末，已经加封至「青贤普化感应碧霞元君」，其爵位由夫人爵上升至天妃爵，身份日尊。清代更是接过历代对妈祖褒封的传统，且远远超过以往，总计达十八次之多，封号达六十六字之多，还有四次赐匾，至同治年间褒封时，已经是「转不足以昭郑重，只加上‘嘉佑’二宇」，由此就可以折射出从清气中央政府的角度，对妈祖信仰在台传播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首先从全国角度来说，清代统治者上层是外族入主中原，经过初期夺取政权的艰苦战争后，在顺治、康熙年间一方面通过军事镇压、实行雉发、文字狱等残暴手段诛灭异己，实行文化专制；同时开始注意运用诸如科考、供祀、礼仪等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引进中国传统的多神崇拜的文化遗产，自然也就成为进入了文治社会的统治手段之一。而这些统治手段太身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地方士绅阶层，乃至处于社会底层的一般民众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也应该是解释清代入关不久，开始祭孔、宣扬佛教和推崇妈祖信仰的原因之一：收复台湾以后，清王室上层更是针对当时闽南、台湾信仰的普遍情况，利用褒封妈祖这一方式，推动在台妈祖信仰的传播，通过在台树立中国多神崇拜的文化传统，来巩固文化统治，作为中华文化一统天下的文化背景；这也显示出其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另外，清统治者上层自身也是一个信奉神祗的民族，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宗教信仰和神祗祭祀的普遍程度是可以想象的，这从北京所存在的雍和宫、天坛。地坛等宗教、祭祀建筑中都可见一斑。而且清王室上层也在妈祖显灵中得到了益处：乾隆五十二年，钦差大臣福康安等擒林爽文由台湾凯旋至大担迷航得神火相助，之后广为推广妈祖信仰，即是一例。由此可见没有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持与首肯，妈祖信仰在台传播成如此大的规模是难以想象的。从清代收复台澎的战争中，施琅请神到以后入台主事的各级地方官吏，在推动妈祖信仰在台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具体实施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像施琅这样来自妈祖信仰故乡的中下层官吏，还是来自其它地方的下层官吏，他们同样生活在中国传统的多神崇拜的文化氛围中，对于有入乡随俗传统的中国人来讲，崇奉、祭祀已经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何况当时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心态、不停调徙的生活、变换莫测的宦海风云等等，均使他们自身成为信奉妈祖的“中坚力量”之一，加之面对台湾海峡的惊涛骇浪，当时相较内地较为完善的政治经济秩序，台湾这块“化外之地”，不论是复台之初的军事征服，还是后来管理蜂拥而来的移民、化外诸番，各级官吏都必须承受比内地官吏更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下，流行子当地、历代均有灵绩记载的妈祖信仰自然也就成为官吏们心中的神明，经常加以祭祀，祈祷赐福成为必然。同时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内容，就是地方官员尊奉妈祖对日常行政管理、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作用的认识。清代正是台湾社会由移民社会到定居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处于动荡飘摇之中。入台的三籍移民分类械斗剧烈，流民四处滋事，汉番矛盾冲突；经济的、宗族的、地域的、民族的矛盾十分激烈，难以处理。但共同的妈祖信仰却可以在一定时期、地域起到暂时弥台各族群矛盾的作用，这一点仅从北港朝天宫的兴建、历次重修的过程中即可见一斑。由上可以看出地方官员奉皇命，也为了自身的信仰、履行职权，在任内不遗余力地推动妈祖信仰、祭祀就十分正常了。清代在台对妈祖信仰的推动的标志应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褒封、蹋匾的内容、次数；二是官修祭祀建筑的增加、　仪式的完备：根据厦门大学朱天顺教授对清代官方对妈祖灵应神迹的统计：有关使节在海上遇险得妈祖保佑的事情五项；军事活动上受妈祖庇护而排除了困难或制胜敌人的事迹七项；庇护漕运一项；官员海上遇风浪受佑脱险三项，共计十六项，涉及外交、军事、经济、人身安全等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关于台湾事务更是达七项之多，接近百分之五十，再将眼光放大至东海海域，则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灵应神迹都发生在这一海域，由此更可以看出妈祖在维护海上交通安全、确保战争胜利等方面的威力，即供奉妈祖使人们得到的利益。而台湾作为东海海域清政府直接管辖的地区，信奉、祭祀起来总要较琉球等属国更为方便，那么在当地出现兴修祭祀场所等传播信仰的行为就很正常了。也正是这些神迹，以及人们普遍的求福心理，使得妈祖的法力也由专司海上安全的女神，而涉足其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内容在各妈祖宫庙的问卜中逐渐表现出来。这同时又是妈祖信仰传播的另一个因素。每次事件发生后，相关官员均上书为妈祖请封，且屡奏屡准，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而史书中记载的四次赐匾，一次赐联则更表示出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至于所加封号、赐匾的内容，更是日渐显贵。由康熙十九年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到乾隆三年。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圣母，再到嘉庆五年的“天后圣母元君”，爵位由天妃上升到天后，身份不断显赫，超过了以往历代。地方宫员面对“天后圣母”，岂敢不极尽之能事，焉可存丝毫怠慢之心？将朝廷的褒封落实到实际的工作大多由地方官员来执行，这在台湾妈祖宫庙的兴建中都得以表现。最早在台湾修建、改建、捐建，带有官方色彩的一批妈祖宫庙出现在康熙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左右的台湾府、凤山、澎湖等地。这时主要是为感谢妈祖在施琅收复台湾战争中的庇护，由地方官员奉旨或施琅等捐修。在此之后，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在台的妈祖宫庙也由南向北推进，历位皇帝主政时期均有地方官员参与修建、改建、捐建，且规模日益庞大，甚至专门为祭祀购置田产，以应之需。根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康熙八次，乾隆十五次，嘉庆五次，道光及其后五次，共涉及妈祖宫庙32座，几乎遍及台岛内各县市。由以上也可以看出，清代对妈祖信仰的推动主要集中在康乾时期，此时修建、改建、捐建的事例最多，这应与当时台湾社会的发展有莫大关系。祭祀礼仪和规模的大小，往往也可以反映出对祭祀神灵的认可程度。自康熙十九年第一次清廷褒封开始，正式出现官方祭祀的记载，到康熙五十九年，“列入祀典，春秋致祭。”：正式成为祭祀主神之一，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祭祀礼仪，直至道光十九年：“赐春秋祭祀，行三拜九叩礼，……命该地县丞、千总，每逢春秋祭日，虔诚与祭，溯望行香。”规定地方官必须到场参与祭祀，成为官员们日常职责之一。祭祀程序也正规繁琐起来。在《北港天后宫志》中详细记载了祭祀所需用的材料，祭祀过程、礼仪-—。地方官员亲自参与祭祀等活动，是对民间信仰的肯定，更是潜移默化地推动了妈祖信仰在更大范围的传播。清代官方在台对妈祖信仰的推动和提倡，直接导致了仅清一代就修建了二百二十二座妈祖宫庙的现象，信仰人群几乎遍及岛内各族群，甚至在原住民中间也广为流传。由此推动，确立了妈祖信仰在台的普遍性、广泛性。清代的妈祖信仰，几乎经历了中国古代各种神祗信仰民间兴起，上升到官方予以确认，再由官方以正统信仰的方式推广至民间，形成扩大化信仰群的普遍模式，只是清代在台对妈祖信仰推动的过程更为特殊、明显。清代官方，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官员，都对妈祖信仰在台湾的普及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信仰上的传播、推广更能体现出一种文化的传播、推广。正是台湾移民社会文化对大陆社会文化的移植，才是导致妈祖信仰得以在台湾传播、推广的基本条件。这从信仰的角度对中华文化的弘扬都有其历史作用。无可讳言，妈祖信仰的推动对清王朝加强在台湾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巩固作用；但也应该看到，妈祖信仰本身对于各级官员自身，通过妈祖信仰所得到的心理上的慰籍，对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所起到的正面作用，这一点不应苛求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