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炼的功夫在于什么(提炼的功夫在于什么修辞)

从大卫·卡拉丁的贵祥·凯恩(金贵祥),到邵氏兄弟花样迭出的少林系列；从在河南寺院里实地拍摄的电影，到寺院作为旅游景点的新功能以及和尚们成为吸引游客的法宝之一，少林寺已经变成“功夫”以及功夫电影的代名词了。本章考察的内容包括这个神话的某些组成元素，对“英雄的”男性身体与习武过程的突出，以及跨越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再创造。“少林”这个词，早已与一系列电影联系在一起了，比如那些关于少林寺的电影、关于少林功夫的电影以及关于使用少林功夫的反清义士的电影。有时候，片名中的“少林”并不指代以上任何种情况，只是被不加区别地加入功夫电影的英文版名字，作为其暴力色彩的一种保证。

再往后，少林成为一个PS游戏的名称(北美游戏发行商THQ,1999)。学者们大多对中国关于“天下武打源于少林”的说法持怀疑态度(里德和克鲁谢[Reid& Croucher],1995:63),从类型的角度来看这种怀疑不无道理。少林是中国拳击神话诗学般的起源说的中心意象：源于自然的打斗，被精神关注所平衡的致命技能，爱国起义与地下活动，中国南部的身份与传承，学习与传播的活力。从至善大师到刘家良电影，少林寺也标志着功夫电影中“家谱”的缘起。然而，尽管少林寺是《广东十虎》(20世纪50年代左右的作品)这样的武侠小说中的主要线索，在1974年之前，它并没有在电影中得到突出表现。少林电影可以被看作是对功夫电影与殖民主义对话的一种提炼。

被冒充中国人的异族所驱逐，洪煕官这样的少林英雄们建构了一种散居状态(被反毛泽东主义所修改的反帝主义)。另外，以南方为中心的明显特征说明了功夫电影中“本土”概念的复兴(这也体现在更早的黄飞鸿系列电影中)。邵氏兄弟的少林电影都是国语发音，但他们从文化上预言了出现于70年代末期的香港“新”电影中对粤语文化的强调。这个电影潮流也暗示了“本土”与“全球”的对话，具体说来，就是全世界对功夫的兴趣。《方世玉与洪熙官》被认为是70年代中期影响最大的功夫电影，但其出现却晚于《功夫》(1972-1975),一部对香港有着很明显影响的美国电视连续剧。据成龙称，“在《功夫》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中国的武打艺术，也没听说过什么少林寺、佛教和武僧”(罗根[ Logan],1998c22)。大卫·卡拉丁深受香港人喜爱，被称为“见异思迁的男孩”。

即便少林寺不是严格意义上功夫的发祥地，但是在禅宗从印度到中国的散播过程中，它的确是个重要的场所。与道教和儒教不同，佛教在中国是“舶来”的，但它通过印度僧侣菩提达摩(中国称作达摩)的形象与“中国”武术发生关联。中印交往历史悠久，更多是从贸易方面，然而它们的哲学对话也足够充分，早在公元65年中国就出现了佛教徒群体(里德和克鲁谢，1995:29)。传说达摩在公元6世纪就从印度游历到中国，关于他访问的细节有一些充满趣味的演义，但是从本书的目的来说，他最重要的遗产是他对那些在冥想中昏昏欲睡的虚弱的和尚们的教导(周泰炜和施庞勒[Chow& Spangler],1982:11-12)。至今尚不清楚达摩是不是也教了一些格斗术，他的贡献听起来更像传授了气功，就是通过运气蕴积内力。

但是印中交流看起来的确延伸到了格斗术，因为在河南寺院中保存完好的一幅壁画显示了中国和印度的僧侣在一起练功。里德和克鲁谢将另一种文化遗产也归功于达摩，也就是武德(武术的德行),“自律、克制、谦逊以及对生命的尊重”(195:27)。少林功夫或者至少是它神话般的根基，似乎从最开始就是跨文化的。由于其抽象的英雄主义、骑士风范、摩尼教的道德结构，以及模糊的时空感，武侠片有时候看上去像个绝然的逃避主义者，它的意义仿佛随时会在空气中消解。而根植于少林基础上的功夫电影，至少向历史与文化传说遥遥致意，让人容易将其与西部片，或者亚瑟王的传说相比较。如吴吴(NgHo)所说，美国西部片和少林功夫电影都“利用历史人物或者准历史人物编织神话故事”(1980b:69)。

用电影《双虎屠龙》(1962)中的话说，少林电影“记录传奇”,但同时也不断地改写和重新定义传奇。少林传奇的发展可以与武侠演绎的其他传说的形成相比较，比如《水浒传》,一部反映北宋时期(960-1127)一群侠义的叛逆者的英雄事迹的小说。故事经过元代的发展(1280-1368),添加了一些人物和事件，仍以独立的故事或者章回体形式存在，并未连贯起来(刘若愚[Liu],1967:109)。第一部完整的《水浒传》形成于元代末期，在明代(1614)继续扩充，然后在清朝时经过“编订”后摘掉了反叛者头上的光环(110)。少林故事就晚了许多，比如清代小说《万年青》对英雄形象的描述更为平实，更少阿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