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武术繁盛之路

（配音：）在前几期节目中，我们已经解开了少林武术的起源之谜。那么，少林武术如何渐渐走向繁盛，何时成为武术发展史上最为耀眼的亮点？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跟随周伟良教授，走进本期的中华武术大讲堂。

周伟良：各位观众，大家好。关于少林武术的历史形成以及它的技术体系形成，我们上一讲已经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对于少林武术的历史形成，目前，我们说，学术界还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明清时期是少林武术发展史上最为耀眼的一个亮点，应该说这是众多研究者都相对一致的认同。但是，林林总总的史料告诉我们，在明清这两个封建王朝中间，少林武术呈现出的文化走向并不一致。对这样一个问题，目前的研究涉及不多。我们说认真的梳理少林武术明清时期不同的历史流变，进一步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应该说是少林武术史上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也对客观准确的把握少林武术的基本历史脉络，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那么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明代少林武术活动的一些基本情况。

（配音：）历史发展至明代，典籍中有关“禅宗祖庭”少林寺的习武记载逐渐见多，并且，不太长的时间内，少林武名也迅速鹊起，以致到了明后期竟有了“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的美誉。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少林武术声名远播的呢？请继续收看本期的少林武术繁盛之路。

周伟良：明代少林武术的活动，我们用七个字可以来概括它“保邦靖世即传灯”依据史料我们可以知道，少林武名的远播除了其技艺外，更大程度上应该和当时少林武僧组成僧兵，并且听从明王朝的调遣致力于“护国克敌”“保邦靖世”的具体社会活动密切相关 。那么这种“保邦靖世”的活动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

一是镇守边关。比如说，上面我们提到了“三奇友公和尚塔”在这个塔铭中间就记载了当时这位三奇友公（和尚），如何被朝廷征调到山西、陕西去镇守的 。这也是我们目前武术史料中间，提到的第一位武技高强战功卓著的僧兵——周友。

二是平乱抗倭。我们刚才提到明朝正德五年，也就是公元1510年，以刘七、刘六为首的农民军在河北的霸州发动了起义，不出几个月，农民起义军的声势大振，他们转战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给朝廷官府以沉重打击。因此统治阶级不得不为此四处调兵将起义镇压下去，那么少林僧兵就参加了这样一次军事活动。继此以后，少林僧兵还和明军一起参加了征讨嘉靖年间王堂、师尚诏等人的起义。关于这个方面，一般的史籍中间少有记载。但是至今存在于少林寺的一些碑文却清晰的刻录下了那段事实。比如说一块万历九年十一月刻立的“先年，上司调遣寺僧，随征刘贼、王堂、师尚诏、倭寇等，阵亡数僧，有征调死功。”那么除了平叛农民军起义以外，使得少林武名大振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那就是抗击倭寇，可以说抗击倭寇是使少林武名扬威天下的一个直接契机。

大约是从十五世纪的七十年代至十六世纪之间，日本当时处于一个“陪臣执天命”的战国时期。在此时间内，地方上拥有实力的家臣、领主纷纷趁机自立为王，武士阶层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队伍庞大。那么日本的战国时期尽管社会纷乱，但是其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和繁荣，这就刺激了日本扩大对外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的需求。但是，中国当时的明王朝经济政策远远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因此，贸易走私以及武装抢掠就频频发生，最终酿成了倭患。明代的倭患早在洪武、永乐期间已经开始了，但是到了嘉靖、隆庆年间的倭患更为猖獗，强烈的震撼了明王朝腐朽统治下的东南沿海。那么，当时的入侵者凭借着制作精良的日本刀以及奇诈诡秘的刀法，使得当时武备积弛的明朝军队难以应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明王朝不得不征调各地的乡兵，少林僧兵就是其中的一支最为骁勇的武装力量。那么关于少林寺僧抗倭这样的事迹，各类史籍和笔记中间记载就比较多了。你比如说，除了《明史》以外，还有像郑若曾的《江南经略》以及像顾炎武的《日知录》都有记载。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间，少林武僧他们手持铁棍。在当时民族危亡时刻，面对着倭寇毫无惧色，他们使用了少林武技、少林棍法，打出了少林棍法的威名。有一份笔记叫《云间杂志》，其中十分形象的描述了少林武僧月空与倭寇们格杀的情景，情景是这样的，说武僧身体突然跳起，从倭寇的头顶上跳过，然后以铁棒击碎他们的脑袋。从中充分反映出这种少林武僧精湛的技艺。

（配音：）在民族安危之际，少林僧兵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诺着护国御敌的强烈爱国情怀。正是这种爱国精神，赢得了人们的赞同，也使得武林中人纷纷借用少林名号，以致出现了真假少林之争，这充分说明少林武术已经得到社会人士的高度认同。僧人们不仅在沙场奋勇杀敌，而且还承担着训练士兵的重任。请继续收看本期的少林武术繁盛之路。

周伟良：与前两类相比，训练兵士并非少林僧人直接参与杀场征伐。但是他们训练明朝军队 ，同样对提高明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有着积极意义，同样显示出了少林僧兵“保邦靖世”的价值主旨。比如，明末时期，当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奉旨征讨山西、湖广、河南等地时，也曾提取少林武僧道宗、道法等人随军。

那么明代的这种少林僧兵对外御敌护国，对内维护统治的入世行为，得到了官府的褒奖和呵护。因此万历九年、十九年、二十三年中所立的三块碑文，一方面它肯定“少林寺系圣僧香火，且又护国克敌之功”，另一方面就明确地表示，对该寺的粮差进行豁免。那么少林僧兵的这种“保邦靖世”的入世行为，不但得到了朝廷的褒奖呵护，同时也得到了社会人士的高度赞赏。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农耕社会中间，在普通百姓每每拿绅士思想作为自己思想的社会中间，主流文化的这种赞赏评价，对于一般的民众会产生多大的文化影响。那么我们这里在顺便指出一下，后来有些书中所谓唐代少林武僧、棍僧这种说法，其实是明（朝）中期以后少林武僧的英武形象与历史相联系的产物。我们至今为止唐代史料中间，根本没看到这样的记载。

那么习武本身呢，并非是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行为方式。事实上，在这一个过程中间除了技术以外，习武还会对习武者的道德修养、价值取向等日常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那么，或许正是这种文化的陶冶作用，明代一些来少林习武的俗家弟子像王寅、程宗猷等等人，在他们朝廷需要或者社会需要之际他们都会积极的投身军旅、或者征战杀场、或者训练军士。关于这一点，明代少林传人程宗猷在他写的《少林棍法禅宗·经略》中间讲得十分明确：其习武是为了“壮干城，靖疆圉，俾师门之指授益籍光且大也。”它的意思是说习武是为了壮干城，靖疆圉，在这个过程中间使得师门的教授得到发扬光大。这一种话已经远远超出了技艺层面的意义了，上升为一种民族的精神。而这一种为国为民以及统治阶级将少林寺僧调为乡兵的这一种情况，在清代就极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