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精深》杂志：迈克·里德专访甄子丹（完整版）

（以下访问由迈克·里德整理）

《功夫精深》（以下简称“功夫”）：你在哪出生、长大？

    甄子丹（以下简称“丹”）：我在中国大陆出生，一岁半左右便随我父亲移居香港。我母亲因为拿不到许可证去香港，只能留在大陆。我们一家人过了八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后才得以团聚。我们在香港一起生活了两年，在我11岁左右我们全家移民到了波士顿。　　

    功夫：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武术？　　

    丹：以前我们一家人分居两地的时候，我常常回大陆看望我母亲，那时她已开始教我一些武术的基本功了，可是再深入的就没有了。直到我们到了波士顿，我母亲成立了“中华武术研究协会”，我才真正开始学习武术。我生活的家庭背景和一般人不同----母亲是武术老师，父亲是一家中国报纸驻波士顿的编辑（题外话：这让我想到方世玉一家）。我母亲按照传统的手法叫我武功，非常保守，而当时的我却极端的叛逆，看不惯 一切保守严肃的事物，我常常怀疑究竟什么才是武术？于是我便从母亲的学校逃课去寻找“真正”的武术，与学习其它流派的武术的朋友切磋，有时候甚至跑到他们的学校去上课。　　

    那时候我生活的大部分轴心还是局限在唐人街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可以有机会看大量的华语电影，当时的话语电影正处于鼎盛时期，能够看到中国人自己拍的电影对于我来说是相当自豪的一件事情。当然让我觉得更骄傲的是影片里面有李小龙，我永远的偶像。所有的电影我都看过了，还尽量找出他们打的是什么拳，怎样打看起来比较好，什么是真打什么是假打等。　　

    在我学习了咏春拳、跆拳道、空手道、螳螂拳等许多东西后，我母亲开始教我北方少林，它与太极还有武当派武功十分相似。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快成武痴了，翘课与朋友去练功，在公园里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我还极度痴迷李小龙，我有个箱子就专门用来收藏他的许多珍品：练功服、太阳眼镜等大大小小的东西。我很庆幸能在银幕上扮演各种各样不同的形象。当然，这要归功于各式各样不同派别的武功作为背景。　　

    功夫：你是怎样发展你的武术事业的？又是如何有机会到北京发展的？　　

    丹：北京武术队曾到美国做过巡回演出，到波士顿这一站时，我得到与队里两个教练一同演出的机会。他们一看到我就如同见到灵丹妙药一样，还告诉我我很有发展的潜质，将来还可能成为中国武术界的冠军。我一听到这样的恭维心里面顿时乐开了花，就好似饿了许久终于找到一颗救命稻草一样，可算有人发现我的才能了。尽管我自己也觉得我挺好的，可是中国优秀的人才这么多，我实在不敢奢望可以成为最好的。所以我并没有将这件事情太放在心上。直到几个月后我和我的家里人之间有了点小矛盾----我和我父亲冷战了，两人都不同对方讲话。我的我行我素让自己陷入了许多麻烦中。后来我母亲给我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回中国学习武术，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电话来得太及时了，这是个最好的机会。我自己也知道若我一直以当时的状态在美国生活下去的话，迟早会出事的，我不是会变成十恶不赦的强盗，便早已横尸街头。而我决不会让这两种情况有可能发生的机会，于是我马上动身回到祖国。　　

    有趣的是当时整个中国还未完全发展起来，还正在从理想化向现实迈进当中。更有趣的是那两位教练确实有邀请我到北京学习武术，可实际上是客气的成分比较多些。我把它当成正式且热情的邀请了。当时的中国人人都穿着中山装，吃饭要用粮票去买米。当我出现在两位教练面前时，他们都呆楞了，没想到我真的过来了。他们谁也不想接我这个烫手山芋----一个才16岁便绕了大半个地球飘扬过海来找他们当教练的小毛孩。我短视陷入到东西方文化的冲击当中，更要命的是语言交流问题。的确，我童年在香港度过，可以讲广东话，中间也曾回大陆，但也只限于广东省，那里的人也全都讲广东话，可到了北京，那里的每个人都讲的是国语，似乎没有一个人欢迎我的到来。我是那间学校接收的第一个外国学生，随后我便在那里训练和学习了两年。

功夫：在那儿生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先抛开交流上的问题不说，你是怎样让自己轻易地去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以及密集的训练课程的？　　

    丹：我在那里开始意识到那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武术，而后在一些其他的训练当中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真正想要寻找的是“什么是武术的真髓？它的中心究竟是什么？”一年以后我几乎放弃了正常的课程训练，但当时我还未明确生活的目标及方向，于是便坚持将两年的学业完成。之后我回美国时顺道走访了香港，在那里遇到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人----袁和平先生。　　

（Donnie误打误撞去北京求学的一段经历使他走向了国际化的演艺道路）

    功夫：袁和平是动作导演中的传奇人物，在《蛇形刁手》、《醉拳》中成功塑造了成龙的动作明星形象，还导了李连杰与杨紫琼合作的《太极》，最近还在《黑客帝国》中担当武术指导。请问你是怎样认识他，又是如何接拍《笑太极》的？　　

    丹:走演艺这条道路并不是我的目标，只是碰巧而已.在回美国前我和我母亲在香港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她在那儿教授武功,刚好她的学生之一就是袁和平的妹妹.当她知道袁在为新片<笑太极>找寻一位新面孔时,便向他推荐了我。我们见面后谈了会,随后他就安排我试镜.这次的试镜他搬出了整个袁家班以及剧组的工作人员，让我对着镜头做我所知道每一个武打动作,我所能使的每个兵器.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试镜。但我认为他们一定会开心他们所看到的一切,结果我与袁和平签了三年的合约.　　

    功夫:作为一个毫无任何演戏经验的新演员，他们有没有为你安排任何的演艺训练? 第一次当男主角的心情又是怎样的?

丹:一开始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觉得一切都很理所当然,也不会去想自己抓到的是个多么大的机会。我第一部电影就当上了男主角,并且导演还是袁和平----一个使成龙成为武打明星的人，我也没有想过这样的结果会扼杀了多少人的梦想,他们辛苦多年盼也盼不来的机会我竟然垂手可得.然而拍摄并不十分顺利，我们大概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来拍摄这部电影.你真正要学会的是成为一个动作明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不是用完美的导演艺术和复杂的拍摄手法就能塑造出来的。拍摄时我们设计了许多的动作，我不光是要记住我自己的套路,连对手有时甚至好几个对手的都要记得.他们很可能跟不上你的动作，这时你就要去掌握对方的节奏，就像跳舞一样，你必须成为对方的拍挡.拍摄的时间很长，而我也不断地挑战身体上的极限，有时拍摄会从早上六点开始，然后袁和平会告诉我去做劈腿,跳跃踢腿,跳跃旋转的动作，一遍又一遍,拍完时已是第二天早上六点了.大多数时候我们睡觉的时间就是拍摄休息的间隙，每个人一拍完自己的部分就赶紧在桌子上趴一会.　　

    功夫:尽管当时同期上映的还有成龙,元彪的,但我知道<笑太极>取得了不俗的票房.　　

    丹:拍完第一部电影后，我回美国休息了一阵,因为拍戏使得我体力和脑力上都透支了.休息了几个月后我又要返回香港拍新戏,回去才发现整个亚洲市场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观众已经厌倦了看功夫片,即使是动作喜剧片也不例外,<笑太极>也没逃过次厄运.现在的人们只想看现代时装剧,洪金宝和成龙早已转型到现代片里了，而袁和平也做好了转型的准备，但在转型前他还是拍了这部功夫喜剧片.尽管票房很惨淡，但这部喜剧还是很不错的.一些很经典的搞笑画面在现在许多的电影中还能看到。

功夫:《情逢敌手》拍摄到最后时,你与迪克.韦在健身室里有一场较量,听说你在那次的拍摄中受伤了.能说说是怎么发生的吗?　　

    丹:迪克以对对手不留情而出名，但是对付我就不太容易了,他并没有让我受伤.当时拍摄的那场戏讲的是我被他踢出拳击场并撞到墙上，也是正是撞到墙上的那一下让周围的人都以为我受伤了,可实际上令我受伤的是另外一场戏.当时因为大量的工作，日夜颠倒的拍戏，我病倒了，体重更是一路下滑到大概只有128磅.那场戏中迪克要将我扛在肩上，然后再将我摔出去，而我从地上起来后要一直朝前跑，再冲镜头扑过去.由于年轻无知,再加上没有经验，我硬是没有加任何防护措施在身上,也没往地上放草垫子,以为就简单的一个俯冲的动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果拍完后回去看回放的慢动作时,就发现我的肩膀先着地，然后整个身体向上弹起,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我感到肩膀上传来一阵疼痛，爬起来后导演又要求重来一遍,于是我做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肩膀疼得再也抬不起来.拍完后我去了医院，医生给我开了止痛药,回来后又继续扑到镜头前开始我拍戏的工作了.　　

    我的肩伤是回到美国休息后才完全好的.回去以后我仍一边教武术一边训练,仍然在寻找武术的真谛,有很长时间根本想不起来有拍过电影这么一回事.可不久后我就开始回想我做过的事情，并且发现自己在电影这行也算有潜质的了.我确实考虑过要往银幕上注入些新的元素，从香港回来后我便仔细研究了电影方面的东西，发现自己没有成本做象成龙和洪金宝那样大制作的作品.暂别银幕三年后我重回香港跟D&B公司签了合约(这家公司为辛西娅.罗芙洛和杨子琼拍过<皇家师姐>,还有李国豪的<龙在江湖>,当时还签了香港两大主要电视台TTVB(邵氏兄弟的产业)。

功夫:你的新片是大家翘首期盼的<洗黑钱>,作为90年最好也是最后一部动作电影自然招来许多媒体争相报道第一手消息.而你对这部电影也算下了大手笔,不仅投资了资金在里面，还将许多自己设计的动作搬上银幕,比如与约翰.萨尔维提的剑术比试,还有与迈克尔.伍兹的对打.　　

    丹:对，我确实对这部电影花费了许多，在电影<终极者之挑战极限>和<黑雨>中的剑斗场面很让人印象深刻，但我认为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决不会比他们的差.我对<黑雨>中的一场戏印象很深.那场戏中刀锋划过地面闪现火花的场景一直印在我脑海中.我也想拍出那样的感觉。我和袁和平话了许多时间在这部片子上,常常花好几个小时讨论动作和构思情节,他也毫无保留的将他的知识和经验教给了我.　　

    功夫:拍完这部戏后，D&B公司开始重整,你也拍了许多低成本的电影，随后又返回TVB拍了<干探群英>.　

    丹:我在D&B公司与袁和平之间两头跑，为了还债,我还拍了好几部烂片子,<魔唇劫>应该是最烂的一部,剧本乱七八糟，成本又低,导演很糟糕，拍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看.而我因为与TVB还有一纸合约在手，就拍了<干探群英>.开始的时候还好，拍出来的东西都很好地表现了剧中警察的形象，但后来由于没有得到一些实质性的支持，这部戏便草草结局收场.后来我又接拍了一部新戏<新生活>,讲述的是强盗土匪的故事,这部戏没有在香港上映，是让我感到幸运的一件事情.那时所拍的戏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履行与TVB的那纸合约而已,而我只能受他们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