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于天堂杭州的武术拳法

　　杭州原无自创的拳种门派，流传的大多来自外地，总体尚南拳，拳势多以上肢、肘为主，膝为辅，脚少肥短，需地不广，俗称“拳打卧地虎”。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宋室南迁后，以岳飞、韩世忠为首的爱国将领及不甘心向金兵屈膝的部分军民，奋起习武，一时武风炽盛。宋高宗的皇后吴氏常戎装侍奉皇帝身旁，还常亲率嫔妃宫女练武。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朝廷在临安设立武学。淳熙七年(1180年)又设“武举绝伦从军法”，规定学武之人可以直接经武考取功名，从军升官。南宋共出现二十七名武状元，其中周师、刘必方、杨必高三人为杭州人。其时，皇宫中还专设相扑营，成员一百二十名，称内等子，内又分教练、管押与预备队员。规定三年一次当殿考试相扑，优胜者除得大量物质奖励外，还可“发诸州道郡军府，充管营军头”。在临安护国寺南高峰露台，曾有由“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者”参加的全国性相扑大赛。城内还有专门用来表演相扑的瓦舍二十余处。这样，宋朝立国之始订下的禁止民间组社、私藏兵器的禁律，在南宋时实际上已经废除。当时杭州的练武社团有角抵社、锦标社、射水弩社、川弩射弓社、英略社、马社(练骑马)等。另外还有城郊的巡社(农家子弟组成)、弓箭手(居民组成)、良家子(北方流杭子弟组成)等约二十余个练武团体。他们平日“执弓荷锄，仗剑巡步”，边劳动，边练武，随时能应召杀敌。北方被金侵占区的大批难民来杭，也带来了北方流传的一些拳种和器械，它们与原来流传于杭州地区的南派拳种相融汇，使杭州成为当时南北拳种交汇的中心。

  　宋末元初，少林拳术逐渐衰落。其时少林寺住持觉远(浙江严州即今建德梅城人)得前人留传之法，变散式为整式，将罗汉十八手发展成七十二手，变化益增。他仍以未臻绝诣，乃改装外出求师。至陕，谒兰州李叟，又经李叟介绍转赴洛阳，谒白玉峰于同福寺，朝夕求教。李叟与白氏感他之诚，遂同归少林。觉远得此二人之助，技艺猛进，将各路拳法融会贯通，使少林技击增至一百七十余手，分龙、虎、豹、蛇、鹤五式，即今之五拳。少林拳术自此宗法为之一变，成为技击之绝学。他还注重武德,订立“少林戒约十条”约束僧徒。

　　明时，戚继光驻浙统兵抗倭，在浙江大量训练抗倭军，并著有武术著作《纪效新书》，对杭州地区的武术流传有一定的影响。陈元赟，杭州人，少年时曾在河南少林寺习武。天启元年(1621年)，随明朝官员赴日本，先后在名古屋做尾张藩主德川义直的门客，后移居江户国正寺收徒授拳，为“日本中古柔术之祖”三浦义展、福野正胜之师。陈后死于名古屋，日本起倒流和古道研究会在东京立碑，碑文中说：“拳法之有传也，自投入明人陈元赟而起。”

  　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前三个月，浙江反清人士在杭州成立国民尚武会。民国18年(1929年)7月，浙江省国术馆成立，省长张静江为馆长。同年，国术游艺大会在杭州举行，以中央国术馆为主的全国武林高手云集杭州，举行为期一周的比赛。此后，不少好手留在浙江省国术馆和十大教练站教武术，一时杭城习武之风大盛。苏景由主持的浙江国术馆邀请太极拳传人杨澄甫、武当掌门高振武、“铁腿”刘百川等武术名师，来浙任教，使浙江成为武林高手荟萃之地。当时十大国术教练站是：三圣巷所(汤鹏超主持)、官巷口枝头巷所(刘金声主持)、吴山所(韩庆奎、蒋玉坤等主持)、仙林寺所(朱强等主持)、南班巷酒业会馆所(奚成甫主持)、社坛巷所(谢茂林等主持)、琵琶巷所(如修和尚主持)、道院寺所(张士贤主持)、笕桥南星桥所(朱孔武主持)、油竹桥财神殿所(朱元江主持)。杭州被日军侵占后，日伪政权“中央秘书长”褚民谊于民国29年(1940年)10月发起成立“太极拳操讲习会”。同年12月，武术界人士冯斌、阮奉天、王志华等发起组织杭州国术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