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及汉以前的剑术乱谈

剑术

如前所述，剑在东周正式定型，并为一种重要兵器，于春秋时代，在战争得到广泛使用。

同时，佩剑和用剑之风也随之盛行。

在东周时期，长江流域，如吴越楚等地，爱剑之风就极盛，《汉书地理志下》载：“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大概这是因为在水网地带，剑远比当时主要使用的戈等长兵器实用的多。据苏鹏力等人的论述，在湖北江陵地区的楚墓的成年男性墓里，基本都有一把剑作为陪葬[2]。

而到了春秋战国，似乎这个风气蔓延到了全国，当时佩剑、斗剑成风，剑艺高超者甚多。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上步兵格斗图案中的战士人人腰间都佩带者短剑；《庄子．说剑篇》载：“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3]

剑同时也多为上层人士所喜爱，用以防身和显示身份，尤其是在汉以后，剑在战场上的使用率降低之后。《史记正义》云：“春秋官吏各得带剑”；；《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汉书．东方朔传》载：“十五学击剑”；《汉书．尹翁归传》载：“喜击剑，人莫能当”；《三国志．崔琰传》载：“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诸如此类记载，不可胜举。由此可见在汉以前，上层人士，哪怕是文士，如司马相如、崔琰等，也多习剑术。另外，从《史记•孟尝君列传》云：“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以及我们熟知的韩信受胯下之辱等记载来看，低级文士，怕也有不少是喜欢带剑的。

而当时的剑术的发展，可以从留存的一些剑术理论中窥见一斑。

如《庄子．说剑》中云：“上斩颈领，下决肝肺”，可谓剑术的一般技法；又云“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这个就高深一点了，今拳家所谓后发先至之语，当从此出。或曰《说剑》一篇，乃纵横家语，非庄子之作，“浅陋不入于道”(苏轼语)。但我们考究的是剑术，而不是道术。这两句话中，提到的故意用假动引诱对方进攻，以期截杀对手的方法，可以说一直都在武术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有人认为《说剑》为稍晚于庄子的策士之作，那么至少可以说明，在稍晚于庄子的时代，剑术理论已经趋于成熟。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越女剑，更是为人熟知了：“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这个就比《说剑》的更高深了，说实话我是似懂非懂。只是觉得和内家拳拳论多有相似之语，如“内实精神，外示安仪”之句，和太极拳理论中的“内固精神，外示安逸，迈步如猫行，运劲如抽丝”大体一致。有人考证，此段文字为汉人手笔，而于千年后后世流传甚广的内家拳术，其理与之相合，我不禁感慨，前贤之先知先觉，竟至于是。

除了理论之外，史料里也留有不少当时剑术家比武的记载，现在读来十分有趣。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元朔五年，太子学用剑，自以为人莫及，闻郎中雷被巧，乃召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太子怒，被恐。”这段太子和大夫比剑的记录，足可见当时斗剑风气之盛，已经有“剑术名家”一说。

而《典论》中，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载：“余（曹丕）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芊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鄛，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

曹丕叙述了他和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谈论剑术，言谈间，他表示对两人的剑术并不欣赏，刘邓二人不服，于是就用甘蔗做剑比武，他最终大胜刘邓二人的故事，读来直如现在武术杂志上的武林掌故，甚是有趣。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后汉时期，剑术的发展程度已经颇高，技术已然全面，甚至有师承之说、流派之分；也可见当时剑术已经不只是上阵杀敌之用，也是一种可供上层人士切磋玩赏的技艺。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汉代以及汉代以前，剑术不但于军事上大有应用，同时也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所爱好，佩剑、斗剑之风颇盛，同时，剑术的技艺在汉代已然非常成熟，并且有精炼的剑术理论传世。

追想当年剑术之盛，反思今之剑术之衰落，可发一叹。当然我本人武技低微，更不善器械，发起这个感慨来，怕底气不是太足，那么就请景阳子同志和禅师同志代我发发这个感叹好了。

[1][2]苏鹏力等，《从出土文物看先秦剑术》，《文博》，2006年第4期

[3]沈芝萍，《论剑的形成及古代剑和剑术的发展与演变》，《浙江体育科学》，1998年第3期

[4]马明达，《说剑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