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经济条件,有培养能力,能够多培养出人才建设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多生几个?”这是中国一名女明星的原唱。“生就生了,咱有钱,大不了交罚款。”“如果实在没办法,咱跑到香港去生。”部分中国富人这样叫嚣。
超生在大多数人脑海中的印象是多发生在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此恶性循环。甚至有一种观念认为:那些有钱的素质高的人都不想生,超生的一般都是低素质的穷人。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超生现象也在发生了质的变化,即“超生新贵”的出现,名人富人超生之风愈演愈烈,肆无忌惮,把超生当成了“特权”,而且他们的超生行为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对这些有钱的社会“精英”的超生行为,人口计生部门对其束手无策,就算发现了,凭借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关系,谁都奈何不了,最多就是在超生后征收社会抚养费,而这些人恰恰不缺的就是金钱。什么基本国策,在名人富人面前荡然无存。
现在名人富人利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势,享受生育特权,成为新时代的“超生先锋队”,这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是不公平的,更重要的是对我国现行生育政策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同时也对社会的公平正义带来了忧虑。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针对每一位公民的,它不允许任何人践踏与违背。公民的生育只能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某些名人富人违反计划生育的政策,是钻了政策的空子,是以权钱交易换来的“保护”。
有了这些先决条件,名人富人们“超生”理所冠冕堂皇:他们有抚养子女的优越条件,他们能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后代,对家庭和国家都有利。意思就是说,只要是有钱人就可以生三个、四个,甚至更多,难道普通老百姓生的孩子就不能培养成人才?就不能建设国家?究其深层次原因,中国的名人富人暴富后,经济上的优势,促使他们想在政策上、权利上同样具有优势。中国的生育政策设计以普通人为主体,而名人富人能够超越普通人受到的政策限制,多生孩子就成了与普通百姓不一样的“特权”,他们认为多生孩子无非就是罚点钱,自己有能力、有资本来享受超生“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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