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日本侵略战争的第一犯罪主体是日本国家主体,是那些掌握日本国家权力的政客和武夫,而绝大部分日本的普通老百姓也深受着战争之害。如果看不到这一层,只是简单地把关于日本题材影视的主题,归结为对关于日本的一切都“仇恨”的重要原因,这是一种具有危害性的狭隘民族主义,这是非理性的爱国主义,他们没有认识到在影视等文化上则常常是保守的和消极的,我们要有理性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要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因为狭义的民族主义总含有一点保守性,往往是倾向到颂扬固有的文化而抵抗外来的文化势力。
只要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就应该有更复杂的态度和更丰富的情感,当然其中免不了会有仇恨,但我们还应该有更博大的人道情怀和更复杂的人性视境,具体地说还应该有同情、宽恕等更能表现人的本质的情感。爱,是无国界的,是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任何一个艺术家或者演员、艺人都要走近那些需要同情和关爱的底层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影视艺术才有可能打动人们的心灵和赢得人们的尊敬;章子艺等扮演了日本艺伎又怎么了?这难道关涉到了她个人的人格和品德吗?而恰恰相反,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充满由衷的同情和关怀,甚至热爱,这才是艺术家、演员、艺人的基本态度,是一个时代影视艺术事业精神健康和成熟的基本标志。
韩国媒体撰文指出,有着悠久的儒教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大都不喜欢“有个性”、“过分张扬”的人,“作为女演员若没有个性就不能成功,因此这不仅对于章子怡,很可能是中国所有女演员遭受严重精神压力的原因之一”。这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作的孽,它一方面排斥了基于自由选择的“个人化”的“多样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凝定成一种“集体性”的狭隘而极端的情感方式和思维定势,最后“民族性”就成了一种不正常的、悲剧性的压抑个性的整体性力量;在殷谦看来,为什么要不喜欢有个性的人?纵观历史,那些拯救整个民族的人哪个不是有个性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个性”要比“民族性”重要得多,任何“特殊的个人”都要比“民族”重要千万倍。
章子怡等对中国电影事业的贡献不容忽视,可以这么说,在某种程度上,世界通过章子怡等了解并认识了中国电影艺术,让我们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界有了一席之地,我们如果仅仅因为她演了有关日本题材的电影而将她抛弃,这就是狭隘的民族注意和非理性的爱国直接导致成的,殷谦认为,事实上我们对异族尤其是日本人入侵造成的苦难从未忘记过,倒是对自己作的“孽”多有掩饰和回避;我们更应该看到章子怡等演员给我们带来的艺术享受,要看到她们为我们中国电影争得的荣誉,要看到她们的优点其实大于缺点,而不是通过一件让人感到不愉快的事而将其人一棍子打死。
说中国女演员“全球最可怜” ,而且章子怡成为“可怜代表”。谁说中国女演员“全球最可怜”?谁说章子怡是“可怜代表”?其实真正可怜的人正是那些说章子怡可怜的那些人,你看他们多可怜啊,只消一个“小百合”,几个“日本人”就给打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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